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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突发地震,日本死亡1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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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突发地震,日本死亡10余万人

原标题:日本关东突发地震,第一个出手相助的,竟然是关系紧张的中国

摘要: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仙台市以东130公里海域发生里氐9级强烈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袭击,造成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等沿海地区巨大人员及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14日,据各地警察总部统计,遇难者达1886人,另有一万多人下落不明,受灾人口达38万;财产损失尚强震海啸袭日本 中国展大爱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仙台市以东130公里海域发生里氐9级强烈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袭击,造成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等沿海地区巨大人员及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14日,据各地警察总部统计,遇难者达1886人,另有一万多人下落不明,受灾人口达38万;财产损失尚无法统计,但据路透社报道,评估灾害影响的AIR Worldwide公司预测,地震中已投保的财产损失将达145亿美元至346亿美元。   日本专家称此次地震及海啸规模百年一遇。受其影响,位于福岛县海岸世界最大核电站日本第一和第二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停转。12日16时,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出现核泄漏;13日,2号反应堆的高温核燃料亦因温度骤升发生核泄漏。日本当局己将福岛核电站周围20公里的21万民众紧急疏散转移。   日本首相菅直人13日表示,由于地震及海啸袭击,日本正遭受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现在,日本全国正在开展史无前例的抗灾大救援。至13日晚,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多支救援队抵达日本,协助救援行动。与此同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正密切关注灾情发展,准备随时出人捐物进行帮助。   中国人民和政府在地震和海啸袭来的第一时间立即给予日本人民和政府表达了高度关切和慰问,最先伸出援手。   3月11日下午,地震和海啸刚刚发生,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问,表示中方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日,杨洁篪外长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分别致电日本外相松本刚明和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对日本遭受特大地震和海啸袭击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梁光烈并表示愿为日方救灾工作提供帮助。   中国国际救援队于11日下午紧急动员并集合,很快就做好了人员、装备、物资、医疗物品等准备,正式向日方表达可在第一时间赴日参与救援的愿望。在当日中央电视台制播的晚间特别节目中,中国救援队队长表示,只要日方需要,救援队随时出发。13日晨,应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国际救援队一行15人搭乘民航包机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随机带去五吨救灾设备弛赴日本地震海啸灾区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目前,救援队已经抵达日本地震重灾区岩手县的大船渡市开展救助。救援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救援队可以参与灾难发生后‘黄金72小时’救援行动,在此时间段内,灾民的存活率极高,每多挖一块土,多掘一分地,都可以给伤者透气和生命的机会。”   中国红十字会于3月12日向日本红十字会发出慰问电,向日本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方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并表示将根据灾区需求继续提供及时的人道援助。而身处日本四国岛的在日华人华侨联合会则于灾害发生的11日当晚9点半,即筹集到50万日元作为第一批资金捐给地震灾区,其中会长张嘉树个人捐款就有30万日元。中国将首批紧急人道救援物资包机于日本时间14日晚上9时许抵达东京羽田机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于11日22时30分下达指令,要求上海海事局所辖“海巡21”轮立即做好参与救援日本灾区的应急准备。上海海事局“海巡21”轮是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海上巡视船,船长93.23米,航速22节,排水量1500吨,配备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和直升机起降平台,满载时最大续航力为4000海里。这艘海巡轮曾于2004年5月和2010年5月两次赴日本参加日本海上保安厅举行的中日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具有良好的操作性能和参与应急救援的经验。据报道,“海巡21”轮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完成开航前一切准备工作,目前正待命出发。   中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在11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派出工作组赶赴重灾区了解灾情。使领馆人员24小时值班应对震后相关工作。由于本次地震海啸受灾严重的宫城、岩手、福岛、茨城四县有华侨华人留学生约3万多人,驻日使领馆人员积极配合日本政府,联系、转移并安置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为灾区全盘救助行动作出贡献。   惨烈的电视画面震动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他们在12日纷纷表达对日本大地震的高度关切和对日本人民的慰问。全国人大代表王晓琳表示,看到电视里灾难性的场景,自己鼻头发酸,眼睛湿润。发生在日本的强震紧紧揪着全世界人民的心,日本人民不是独立无援而在和自然灾害抗争;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说:“共同抵御灾难是人类的义务,也是国际公认的做法,中国“汶川地震”曾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此次中国对日本救援责无旁贷。”   在中国互联网上,网民们连日来密切关注有关日本大地震的相关新闻,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一方面向在地震中遇难的逝者表示哀悼,对生者送上祝福;一方面准备捐款捐物援助日本。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先生率先行动,在灾害发生的11日下午3时即决定于当晚20时40分乘飞机赴日本参加救援,并向日方捐款。现在他已身在日本,与同事一道驱车7小时自千叶奔赴仙台救援。他准备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及上万元的应急药物。陈光标说,在汶川地震中,日本救援队让他格外感动,“现在人家有困难了,我们应该涌泉相报”。   中国网友说:“在大自然的灾害面前,没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只有地球人。”中国人民记得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救援队和日本人民对中国灾区的支援和捐助。中国人民要向日本人民展示人间的大爱。   地震和海啸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天灾力量人类只有团结面对、互相支援、共渡难关。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一衣带水,交往频密。在历史上,日本虽然多次侵略伤害中国,但中国人民仍然期盼中日友好。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民首先想到的是伸出援助之手,尽微薄之力奉献大爱。这是中国人民的本能,是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巨大动力。

1923年9月1日,日本突发7.9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海啸、暴雨、火灾波及1府8县,日本死亡10余万人,灾民百余万。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因一战后日军强占青岛、“五四运动”爆发而异常紧张,但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仍然给予了慷慨援助。
  
  督抚军阀捐款捐物   
  据记载,地震后,孙中山很快向日本摄政太子裕仁发出慰问电,北洋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申报》、《民国日报》、《晨报》、《大公报》均于首要位置刊登日本震灾消息,表达同情。9月3日,《晨报》发表社论呼吁:“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
  
  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被逼出京下野,内务总长高凌蔚为摄政内阁。为救济日本此次“奇灾”,内阁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侵占青岛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摒弃前嫌,提出:“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
  
  同时,各阁员表决通过援助日本决议,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筹银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并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当局还决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同时解除粮食输出禁令。海军李鼎新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6日,政府又决定,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均免出口税。
  
  9月8日,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事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9月9日,两湖巡阅使吴佩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本进行捐助。电文声情并茂,夹叙夹议,用华丽的词汇表达对日本地震的痛心和关爱之情。他给中国所有重要政府部门均去电号召援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东北军阀张作霖正在扩大奉天兵工厂,开办东北大学,手头因此有些紧,但他仍于9月3日决定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除政府层面外,中国各地各界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日本京师帝国大学及各学校”,谓“电传奇灾,实深震恸,同人谨致慰问。”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经过联络、筹备,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并征得当代名流大家所作书画多幅。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上海。9月2日,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由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8日上午,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从上海起航,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会旗),12日抵达神户港。据称,“新铭轮”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收到的首批国外救灾物资。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24人赴日救护队,也于8日启程前往神户。这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头一次派出援外医护队。
  
  中国演艺界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9月6日,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并发出通告“演剧筹款”作为赈恤费用。经过一番周折,当时的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所演剧目“皆各伶之拿手好戏”。
  
  日本派出“国民表谢团”   
  总体而言,赈济日灾最活跃的是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特别是上海,与日本经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富庶。不过,内陆省份如自身饱受灾害煎熬的湖南,也投入到了救助行动中。不仅湖南,就连远在西南的成都,也出版报纸号外,惊叹“你看那日本大地震啊!”,号召成都人民捐款。
  
  对于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救济行动,日本媒体也作了报道。9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社论,感谢善邻中国民众的同情心:“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是日人梦想不到之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为答谢中国人民给予的援助,日本派出“国民表谢团”,于当年10月20日启程来华答谢:“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殊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1930年3月,东京重建工作初步完成,日本政府又通过该国代理公使重光葵照会国民政府,对中方当年援日之举表示感谢。   

日本关东地区地震

9月1日中午11:58,正是家家户户午餐之时,大地突然剧烈地上下垂直抖动起来。5分钟内,强度为7.9级的三次强震持续爆发,以相模湾的伊豆大岛为中心,死神迅速笼罩了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以及静冈县。

几乎在地震的瞬间,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边,有的地方瞬间下沉90~180米,如入无底深渊。岸边行驶的火车,连人带车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达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轰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缝居然宽达4~5米,吞噬周边的一切。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达到10米,浩浩荡荡,横扫一切。

这就是人类灾难史上着名的“关东大地震”,因其摧毁了日本最为精华的关东平原而得名。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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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负责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战中“定远号”副管驾,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时毅然发下仇怨,本着人道主义,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

讽刺?罕见的凝聚力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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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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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返国时与东京赤十字社人员合影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中国积极援助日本,当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日本地理位置比较独特,位于板块交界处,常年发生地震,1923年9月1日,关东地区突发地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口更是伤亡无数。据了解,此次地震的等级高达7.9级。图片 4

听说关东地震的消息后,北洋政府毫不犹豫的派出了相关人员前往日本,不但给日本送去了物资,还代表我国人民进行了慰问,要知道,当时中日关系并不好,一战结束后,日本霸占了我国的领土,中国人对此心存芥蒂,导致两国之间一直不是很友好。

但是得知关东地区遭遇天灾,政府迅速地提供帮助,同时,中国民众也很担心,纷纷对灾难人民表示了关怀,并且立即捐款筹资,送往关东。天灾面前,各国人民上下一心,能帮助的绝不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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